台州市图书馆 普通文献借阅室 K825.6=441/S802
说来惭愧，向来以苏东坡为榜样的我，直到今年才开始展读李一冰先生所著的《苏东坡新传》。
《苏东坡新传》自是相对于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而言。两部传记写苏东坡各有特色，就整体而言，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趣味有余，深度、严谨俱不足，而李一冰所写的《苏东坡新传》，煌煌七十余万字，条分缕析，缓缓道尽苏东坡一生的行藏，很见功力。
李一冰是谁？他写《苏东坡新传》的契机何在？
李一冰，原名李振华，1912年出生，浙江杭州人，抗战胜利后随亲人到台湾生活。1967年遭人陷害，李一冰被监禁4年。狱中无所寄托，遂开始研习东坡诗稿，熟背苏东坡两千多首诗歌。1971年出狱后，他开始收集材料，撰写《苏东坡新传》。
可以说，《苏东坡新传》是融合了作者个人经历和感悟写成的。
一
苏轼，一个楔进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符号，如果没有经历“乌台诗案”，他可能会泯然于众——也许会成为文字大家、书画圣手，但绝不会成为苏东坡。所以，一切得从那场文字狱说起。
北宋熙宁年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由于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遭受排挤，他自觉在朝廷中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在任职上，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激起了他的文人大义，便付之于笔端，对新法施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进行批评和讽谏。苏轼绝对想不到，这些“我笔写我心，我心发我声”的诗句，后来竟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当成所谓的“罪证”进呈御览。
元丰二年（1079），御史何正臣等首先发难，上表弹劾苏轼，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锋，讽刺朝政，随后又以大量苏轼诗文为证。后来，这个案件发付御史台狱受理，御史台旧称乌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乌台诗案”发生时，王安石已经罢相归家。王安石只是太自大了而已，其本人殊非奸慝之属，只是他培养的部下，都是长着百个心眼的狡诈野狐。他们狐假虎威，多行不义。王相公初一罢相，权力欲望极盛的沈括、李定们便急不可耐地展开了打压“旧党”的揽权行动。
那一日，太常博士皇甫遵带着两个台卒，突然闯进湖州州衙，三人威风凛凛、顾盼狰狞，着实把苏轼和衙署吓了一跳。简单询问后，苏轼知道，是拘捕自己的文书到了。无可奈何之下，苏轼只得随他们赴狱，只是姿势颇为不雅：“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当权者出口为敕，苏轼动辄得咎，他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上面的人只需稍动脑筋，抓住政敌片鳞半爪的破绽，即可将那人打入万劫难复的可怕境地。饶有“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制，饶以一己之力，为国邦与朝廷大添其彩，满怀淑世热情的苏轼还是被他们折磨得半死不活。
四个月后，这桩冤狱在纷纷扰扰中结束，苏轼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他狠狠地舒了一口气，但被贬黄州的成命很快下达，他不得不在公人的监督下赴黄。
苏轼当时还不知道，黄州竟会成为他完成平生功业的第一站。
二
人生在世，心情的反复，往往离不开八个大字：喜出望外、悲从中来。试请天下芸芸众生细细思之：自己铭记于心、终生不灭的欢喜是否来自于意料之外？自己椎心泣血、终生不忘的伤痛是否出自内心深处？
苏轼在黄州，遇到了许多望外之喜，也重新发现了生活之美。一是这条馋虫初到黄州时，发现“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满足了他的胃口；二是这个文人在定居之后，发现了赤壁古战场这个怀古抒情的所在地，释放了他的情怀；三是这位谪官在生计无着时，得到了友人马梦得一片“东坡”的馈赠，保证了他的生活。
好在，苏轼在黄州还有许多朋友，除为他争取“东坡”的马梦得之外，处处关照生活的太守徐君猷、与他谈兵论古的陈季常、发小巢谷等人都给了他不小的慰藉。
千年之后，喜爱苏轼的朋友无需担心他贬谪之后的生活，因为即使后来他被远谪海外，身边还是跟着一大帮朋友和弟子门人。还是苏轼，以一己之力，带动了海南岛的文教发展，苏轼的心境完全变了，我想“乌台诗狱”的“好处”仅限于此了吧——还当代江山和后世江湖一个更值得玩味的苏东坡。
李一冰在书中指出：“人需经历忧患，才能成熟。诗狱的锻炼，黄州的贬谪，在苏轼的人生历程中，非常关键。”这也应该是作者结合自身坎坷经历所得到的刻骨铭心的感悟，当他遭受他人无端指责与谩骂，身陷囹圄之时，他曾万念俱灰，而支撑其活下去的，正是东坡的乐观主义精神。“一片冰心在玉壶”，“一冰”的笔名也因此产生。
苏轼体味更多的是“悲从中来”：苏轼觉得，在他这一生中，最对不起的人是同胞兄弟苏辙。做官之后，兄弟暌违，往往多年不能见面。这本来就已经很苦了，乌台诗狱后，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苏轼觉得，自己作为哥哥，不但不能实现昔日“夜雨对床”的誓言，反而连累弟弟做了多年鬻言沽酒的辛苦勾当。对此，他耿耿于怀，一生不快。
更让苏轼悲哀的是，在他整个官宦生涯中，处处受到台谏官和政敌的掣肘。因为苏轼为“旧党首领”，所以他们时不时编个名目出来打压他，令苏轼周围，毁谤丛生，真到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这种状况，在“乌台诗案”中存在，后来苏轼二次还朝时依然存在。这让苏轼萌生了外放的想法。
还朝四年后，苏轼“请郡”的想法终于成真，他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一冰先生在书中分析了东坡此时的心境：“他已体验尽了政治社会的冷酷无情，看透了攘夺政权者不择手段的丑恶面貌，蜚言满路，谤书盈箧，他终于明白，事情不能完全归于‘多言’，只要仍踞高位，即使目盲口喑，也一样要遭忌，一样要挨骂。所遗憾的是身受朝廷如此深厚的知遇，他却不能一尽才识报国的心愿。”
三
很多时候，苏轼的乐观主义心态会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那一天，苏轼一行几人到距黄州三十里地的沙湖看田。看完田，归家路上，天气突变，忽然下了大雨。他们一行人，本来带有雨具，看看无用，先叫人带回去了，这时候，除了挨淋，没有别的办法。同行的人，个个淋得非常狼狈，独有苏轼似乎不觉有雨，照样安步徐行。不久，雨止天晴，他很为自己保有这份坦荡的心怀而得意。作《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苏轼的潇洒，之后，这样的潇洒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在他身后，这样的潇洒不断传承，千百年来不断被后人模仿、超越，直至变成了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被贬黄州之前，苏轼曾登上徐州名迹燕子楼，有感于这个盛唐故事，作《永遇乐》词一首，中有句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永遇乐》固然是苏轼为古人叹息，但是，这何尝不是一首谶诗呢？异日对景时，谁又为苏轼浩叹一声？
我想，爱戴苏轼的后人都会与他共情，赞一声他的坚持，叹一声他的命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