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25日巴金85岁寿辰时，刘麟看望巴老。
▲1985年4月4日，巴金先生（右三）视察中国现代文学馆。
一
我是先知道“刘季星”，后知道“刘麟”的。因为我有署名译者刘季星的好几本书，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果戈理散文选》《托尔斯泰散文选》《戴灰眼镜的人——屠格涅夫散文集》。那时我并不知道刘季星只是个笔名，先生的原名叫刘麟，更不知道他是黄岩人，曾就读于黄岩中学，是1951年毕业于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一位翻译家。
当我知道了刘季星就是从我们黄岩走出去的文学前辈时，无论是作为一名文学晚辈还是作为一名记者，我对他的文学经历充满好奇。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刘麟先生最后供职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得到他的地址电话，便拟好几个问题先寄给他，几天之后，我尝试着拨通了刘老的电话。记得是他夫人李鸿简老师接的电话，听我说是家乡人，她非常热情，把话筒送到了刘老的耳边。我从电话的这一头可以明确地感知到他们一家三口（还有他们的儿子）的情况。李老师和儿子都希望刘老能说几句，可能先生也想说点儿什么，但他因为接不上气，等了一会儿还是说不了话。我在电话这一头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就说，“等刘老师身体好些的时候再说”。
但不久，就传来了刘麟先生病逝的噩耗。
感谢刘老的夫人李老师。中国现代文学馆后来为先生编了一本散文集《文学的思念》，出版后李老师即寄赠我一本。刘麟先生原就职于武汉大学外语系，后来进京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责任编辑，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馆初建时调入文学馆担任副馆长直到离休。他经历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舍建设和馆藏建设的全过程，也由此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有了密切来往。《文学的思念》中，就有他与文学前辈们的交往记录。
二
毫无疑问，刘麟是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才跟巴金先生有了密切交往。
巴金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设的最先提出者。他以自己的声望多次撰稿大声疾呼推动此事，而且率先垂范，不仅捐出所有的积蓄，还将自己新出版或发表作品的稿费，一概捐给建设中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先生还不嫌麻烦写过便条，复印成几十份，分别寄给出版社和杂志社，要求将他的稿费直接转给现代文学馆。巴金先生是解放后唯一不拿工资全靠稿费生活的专业作家，为了文学馆的建设，他把所有稿费都捐出来，可见巴金先生晚年对文学馆建设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他彻底奉献的精神风范。
《文学的思念》一书中，刘麟写了两篇《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馆》（之一、之二），追溯和记录巴金先生发愿建设文学馆的缘起、无私奉献和亲切关怀。巴金先生最早是在1978年写一篇随想录的时候，笔锋一转，提到了建设文学馆的设想。这一想法用这种方式提出，似乎有些突兀，其实这是老人家久储心里的想法。“文化大革命”后，别的领域不说，在文学领域，真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作家回首往事，想写一部回忆录，可供回忆的手稿、信件和日记都没有了；读者想读现当代的文学珍品，而那些珍品早已灰飞烟灭；研究者想从事研究，也找不到资料了。所以巴金先生觉得光痛心也没有用，关键的问题是马上行动起来，他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信条：有些事得抓紧做，赶快做。他不仅感到了建设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重要性、必要性，更感到了事情的紧迫性。
但那时中国还穷，所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开始时，为了试探文坛和社会舆论的反应，他通过在其他作品中好像不经意间的涉笔提出和在与文艺界媒体界朋友的通讯中不时放风的方法，知道了作家们都乐于响应和支持他的想法，茅盾、叶圣陶、夏衍和冰心等，都积极支持。尤其是茅盾先生，还对巴金先生说，他愿意把自己的全部创作资料提供给文学馆，其中包括长篇小说《子夜》的手稿。有了老朋友们的全力支持，巴金先生对办好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信心就更足了。
巴金先生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献的钱款不仅来自稿费，还有奖金。据刘麟先生的记载，一天他收到了巴金先生用颤抖的手写成的一张条子，说自己最近得到了500万日元的奖金，是日本福冈市授予他的亚洲文化特别奖的奖金，他决定把其中的五分之三捐给现代文学馆，另外的五分之二捐给另一家机构，反正老人自己一个子儿都不留，奖金全部捐出。
巴金先生不仅捐出自己的生前财富，还把自己身后的收入也都事先声明捐献出来。他在《谈版权》一文中决定：“在所有的旧作上面，不再收取稿费。我要把它们转赠给新成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他不将版权视为私有财产给儿女亲属继承，这一计划得到了子女们的完全赞同。
巴金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这些深情厚谊，以及细致入微的支持，刘麟都是亲历亲见者，所以他对巴金先生的回忆或记述，显得特别真挚动人。
三
前段时间收到一本网店寄来的《巴金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打开一看，这本书信集正是巴金先生委托刘麟编选的。巴金先生为这本书信集所作的序，就是写给编选者刘麟的一长一短两封信。第二封是短信，内容如下：
一、书信虽是一种文体，但我的信函却缺乏文采，至多只能作为一点供研究用的资料而已。
二、书信集的编辑工作是您代做的，因此请您写一篇编辑说明。
刘麟遵嘱写了《编辑说明》，共九条，第一条说明如下：
这本集子里收巴金同志致亲友的信件共计六五二封，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九〇年，时间跨度为半个多世纪。但由于早年的书信不易保存，因而也不易收集，七十年代以后的信件占绝大多数。收信人为八十七位，大多是作家，从与他们的通信中可以了解作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一斑。
其第六条的说明为：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志们多年来收集的巴金同志的信件，几乎构成本书的全部内容。他们曾得到作家或作家的亲属的支持，尤其是日本、苏联的同行们和海外的朋友们的帮助，令人深为感动。
《巴金书信集》也收进了巴金先生致刘麟的五封信，这五封信谈的都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情。第一封信写于1986年4月23日，当时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刚刚开过。在大会期间，萧乾、冯骥才、陈荒煤、吴祖光等文艺界十位委员联名提案，建议早日解决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经费及馆址问题。刘麟及时写信向巴金先生报告，巴金先生回信说：看到萧乾他们的提案非常高兴。
第二封信写于1987年2月19日，短信这么写道：“托徐铃同志带给您冰心大姊来信九封和李健吾旧信两封，这都是捐赠给文学馆的，收到后希望寄一份复印件给我。我这里还有不少朋友的旧信，以后整理出来，会陆续送给文学馆。”
第三封信写于1987年3月16日，其中说到他身体不好，精神差，这次日本文学馆三位客人到上海，他就不出来接待了，请刘麟他们出面接待。“但您送走客人后到我家来谈谈，我倒欢迎，因为我不用为待客的礼貌发愁，衣冠不整，打不起精神，也不要紧。”这些都说明了巴金先生对刘麟的充分信任和亲切随意。在这封信里，巴金先生还嘱咐说：“您这次来，我还想托您带点我捐赠给文学馆的资料回去。”巴金先生尽管年高体衰，但他总是在整理东西，心里总是惦念着文学馆，整理出一部分后，就及时送给文学馆。他知道文学馆亟需丰富馆藏。
第四封信写于1987年12月22日，其中写道：“寄上我给黎丁写的二十四封，这是他捐赠给文学馆的，请收下，希望能复印一份给我。”
第五封信写于1988年5月25日，其中说道：“四川编印的《书简》（指《巴金书简》）已出版，他们还要出续编，我已告诉龚明德同志：本书的稿酬捐赠文学馆。稿酬数目不大，不过表示我的心意。”
当时还是文学馆比较艰难的时期，虽然馆藏日渐丰富，但临时性的馆舍是政府拨给的一座破败的王府，不仅面积有限，而且难于改造，不能适应馆藏品保存、展览和开发的要求，所以巴金先生和其他作家朋友们多年建议政府，解决新馆的建设。在这过程中，巴金先生的心灵是备受煎熬的。巴金先生所欣慰的是，作家们对于文学馆的热情很高，支持的行为更加主动自觉了。这一忧一喜，使刘麟非常感叹：
我在文学馆工作多年，自愧无能、无力又无良策稍减年近九十老人的忧虑和辛劳。我谨祝他如同愚公一样幸运，忽然天降夸娥氏二子，填海造屋，门匾上大书“中国现代文学馆”七字，宣告功德圆满，而不必劳动“无穷匮”的子子孙孙了。
在中央的重视下，令巴金先生和中国作家们心心念念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早已落成开放。我已多年没有去过北京了，北京令我怀恋的地方和朋友很多，现在我如再去北京，一定要去中国现代文学馆盘桓多日，向为建设文学馆倾注了晚年全部心血的巴金先生，也向承担了具体的建设任务的刘麟们，表示敬意！
（老照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