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渊 /文
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宋宁宗赵扩驾崩，终年57岁。据说，他的死与权相史弥远有关。史弥远还联手皇后杨桂枝，罢黜太子赵竑，立宁宗的远房堂侄赵昀为帝，是为宋理宗。个中的宫廷权谋，值得史书好好记上一笔。
也是在这一年，一位拥有皇室血统的台州人赵汝适，到泉州出任福建路市舶司提举。市舶司，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福建路市舶司提举，相当于掌管福建对外贸易的一把手，是个从五品的官职。
或许是因为品级不高、远离中央，史官并未注意到这位官员，《宋史》并无他的传记，民国《台州府志》关于他的描述也仅寥寥数笔。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之人，却在泉州任职期间，写出了我国历史上首部翔实记载海外交通贸易的志书——《诸蕃志》。
赵汝适（“适”读kuò），字伯可，宋太宗赵光义八世孙，原籍河南开封。北宋灭亡时，他的祖父赵不柔随衣冠南渡，寓居台州。他的父亲赵善待，起初任四明作院院监。四明作院，是制作兵器的工场，院址在鄞县。赵善待任满后，也就把家安在鄞县，此后连年在外做官。赵汝适出生那年，是南宋乾道六年（1170），其父在江阴县令或吉州通判任上。
赵汝适18岁那年，父亲去世。20岁时，他被授予了将士郎，因为根据当时的政策，已故官员之子可以受遗泽得官。从此，赵汝适步步升迁，历任余杭县主簿、湘潭县丞、武义知县等职。他的妻子陈氏，出自临海名门，父亲陈广寿是刑部侍郎，祖父陈良翰是太子詹事，均为一时显宦。
南宋嘉定十年（1217），母亲季氏去世，赵汝适丁忧三年，其间迁居临海。嘉定十六年（1223）出任福建南剑州知州，次年任福建路市舶司提举。
有读者朋友要问：既然史书对他的记载很少，为什么他的生平履历如此清晰？
原来，1983年，临海进行文物普查时，在临海大田区岭外乡岭外村（今大田街道岭下村）一位钱姓农民家里，发现了赵汝适的一方墓志刻石。该志由其子赵崇缜撰写，全文630余字，较为详细地记叙了墓主人的身世脉络。诚如沈从文先生所言，“地上有一部《二十四史》，地下埋着一部更精准的《二十四史》”。
话说赵汝适到了泉州，上任伊始，就决定要写一本记叙各国地理、物产和贸易的志书。他希望这本书可以为商人出海贸易提供资料，也为政府管理海外贸易提供参考。
彼时的泉州，海外贸易进入空前繁荣时代，其港口地位日益超越广州，成为蕃商胡贾航海踵至的国际贸易城市。宋诗有云：“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可以想见，赵汝适走在泉州港内，眼见风樯鳞集，云帆遮天。出入的各色人等，操着别样口音的汉语，叫卖声此起彼伏。人们从船上卸下进口香料、象牙、玳瑁等，又将丝绸、瓷器、书籍等物品运上货船。
两宋朝廷历来重视海外贸易，因为这可以带来不菲的税收。北宋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南宋财政收入中，百分之二十来自海舶。宋高宗赵构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
但贸易中也存在问题。由于进口的香料、珠宝太多，大多为官宦、富豪所用，导致大量的金银铜铅外流，与当时亟需军械、军饷的状况相违背。因而，南宋一度缩紧了对外贸易政策。宋光宗至宁宗期间（1190-1224），政府关停了杭州、秀州、温州、江阴等四处市舶司。
面对这种形势的变化，赵汝适坚持认为，发展对外贸易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他不甘心做个循规蹈矩的“公务员”，想在市舶工作上有所建树。他在志书的《自序》中说：“盖欲宽民力而助国朝，其与贵异物穷侈心者，乌可同日而语。”——搞外贸，是为了宽松老百姓的人力物力，增加国家的收入，跟那些穷奢极欲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由于无法亲自出访海外，赵汝适就利用职务之便，询问来华的商人、水手，还时常到外商聚集的居住区，即宋代称之为“蕃坊”“蕃巷”“蕃人巷”的地方，进行实地采访，收集资料。《自序》中写道：“乃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可见在写作过程中，他还下了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
从嘉定十七年（1224）九月，到宝庆元年（1225）九月，前后一年时间，赵汝适写成《诸蕃志》。该书分上下两卷，共3万字，涉及58个国家和地区。作者以泉州为锚点，介绍了各国的地理位置、前往中国的路程、主要特产以及与中国的关系和影响。
例如，书中写到阇婆国，“于泉州为丙巳方，率以冬月发船，盖藉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该国盛产象牙、犀角、龙脑、玳瑁、檀香等。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阇婆国曾与中国通商，后断绝，北宋淳化三年（992），才恢复了朝贡之礼。阇婆国，大约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
从《诸蕃志》陈列的各国情况来看，当时的东南亚至阿拉伯海域，形成了一个商业圈。交阯、占城、新罗、倭国、大食、三佛齐等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商贸往来。其中，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的商人异常活跃，足迹遍布商业圈各国。在当时的中国沿海城市，阿拉伯语也成为商队之间的一门通用语言。
《诸蕃志》描述了各国的风俗习惯，有助于商人们入乡随俗，方便贸易。如交阯国（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一带），男女均赤脚，每年的正月四日，杀牛犒赏其民，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为其大节，居民互相馈赠礼物，十六日则举行盛大宴会。这个国家不能造纸笔，如此提醒商人，可以和该国做纸笔生意。
书中还点明了与一些地方贸易存在一定风险，如蒲哩噜（今菲律宾波利略岛）：“人多猛悍，好攻劫。”也有一些国家关系恶劣，如阇婆国与三佛齐国（曾统治马来半岛和巽他群岛大部分地区的古国）世代结仇，互相攻击。
《诸蕃志》成书后，立即成为中外商人争相收藏的实用参考书，一时间洛阳纸贵。该书真实地记载了南宋时期泉州港的繁荣景象，书中所记海外诸国的地理、环境、风物等，也为后来的史书所引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为后人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海上丝绸之路”场景——在十三世纪，曾出现过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连结亚、欧、非三大洲的海洋贸易体系。
绍定四年（1231）三月，赵汝适到杭州任吏部官告院主管，负责颁发文武品官授官证书事务。七月，他因病辞官还乡，当月十二日病逝，葬于临海县重晖乡赵岙山。
一百多年后，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两度从泉州出航，历经东南亚和印度洋，回国后写成《岛夷志略》。又过了一百年左右，明代马欢随郑和船队三次下西洋，著成《瀛涯胜览》。他们都参引并继承了《诸蕃志》的体例。然而，赵汝适的生平，却沉没于时间之海中。清人在编著《四库全书》时，称《诸蕃志》“叙述详核，为史家所据”，对该书的作者，却喟叹“始末无考”。
所谓“书红人不红”，说的就是赵汝适这样的人。
近代以来，中外学者对《诸蕃志》亦重视有加。1911年，德国人夏德、美国人洛克希尔合注英译本《诸蕃志》，由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印刷所刊行，译作中，共征引西文文献263种、中文文献57种。1928年，历史学家顾颉刚等提议，将《诸蕃志》铅印，作为交通史料。交通史学家冯承钧对《诸蕃志》精心校注，其1937年的校注本是当代较为通行的版本。
多亏了那一方出土的墓志，我们才得以认识这位“宝藏作者”。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又有多少伟大而不为人知的作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