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人们在一个框架内行动，而此框架是先于和独立于他们的行动而存在的。
历史有一种默认，你生在什么地方，你就是什么地方的人，你要遵循当地的法律、习俗，你的生活方式必须要“嵌入”到当地中去。但是文化不同于文明，当一个地方的文化只剩下一些习俗，而这些习俗的力量是向下时，框架就成了禁锢。
伊朗女作家玛赞·莎塔碧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出版了一本漫画书《我在伊朗长大》，描述了她的成长经历，也描述了她的逃离。
1979年，伊朗爆发了一场革命，对玛赞最直接的影响：一是她要重新戴面纱生活，二是她不能继续在双语学校里学习，男女学生必须分开。这场革命在文化领域里开始了撕裂——拥护和反对。
热爱自由的玛赞，在革命开始之后很难适应，她的行为举止都和别的小朋友格格不入。随着玛赞的长大，父母对她的安全越来越担忧，在她14岁那年，他们终于决定把她送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上学。这是父母为玛赞做的第一次选择。之后的玛赞失恋、回国、结婚、离婚、再次出国、定居。伴随着她的成长，她的国家经历了政治变革、两伊战争，政治把数以万计的人投进监狱，人们的生活陷入无边的恐惧中。母亲最后在机场对她说：“你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如今的伊朗不适合你，我不允许你再回来。”故乡是人类最深的情感牵系之一，但是当故乡与自我不相融时，母亲的话给了玛赞一条全新的路——生活可以在别处。
父母帮玛赞做了第二次选择。这两次选择里，一方面是父母在认知上的，有着对优秀文明的感知力；另一方面是物质上的，能撑起孩子去往更好的地方的财力。选择是一种能力，它在很大程度上要与物质相匹配。
世俗社会里的成功，可以给我们最大程度的自由和体面，它关乎肉体，也关乎精神。查尔斯·泰勒说，贬低尘世幸福的重要性，是一种“修士道德”，因为“这幸福是我们所欲求的，而且觉得是生来就想要的”。
「 2 」现代性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划时代。
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古代”与“现代”的分野，标志了改变欧洲各国政治机制和思想观念的历史开端。经过17世纪的宗教改革、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方的现代性最后完成于资产阶级大革命。
文艺复兴反对禁欲主义，提倡感性解放，打开了现代人重视物质生活享受的大门。启蒙运动，反对宗教迷信，提倡唯物主义，进一步刺激了物质生活需求。地理大发现开辟了大航海时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在全世界范围进行社会化大生产。源自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对科学理性和达尔文主义的崇拜、宗教信仰的自由化和私人化、依法治国的精神，这些让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社会、法治、教育、医疗、文学、艺术、建筑、音乐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理性经验带来的成就让人类步入空前富足的时代，这种成就渐渐地盲目了人类。哈耶克说：“理性取得的成就，鼓舞甚至膨胀了人心，但当人类沿着这条曾给他们带来巨大胜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钟摆就很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摆动，深渊就在不远的前方。”
深渊是什么？是人类逐渐地挖掉了内在的自省。
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后，西方进入了后现代文明阶段，即消费社会，对物质的无限追求成为世俗生活里的唯一正确。这种追求让现代人像流水线上的工人，拼命地把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名望、地位、享受等等一个个螺丝拧紧，只要有一个松动，带来的就是全盘的崩溃。查尔斯·泰勒说：“按消费文化所界定的个人幸福追求用去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要不然就是那些被踢出此种幸福追求行列的威胁，因为贫穷、失业、缺乏能力让我们疲于奔命。”
科学的兴起让人类社会从迷魅走向祛魅，轴心时代的平衡被打破，个体从迷魅社会里“可渗透的自我”变成了祛魅社会里“缓冲的自我”。祛魅后的“不信”让我们与所有事物都保持了距离，“我们终究会在某处体验到一种距离，一种缺失，一种放逐，一种似乎无可救药地对抵达此地的无能；力量的缺失；困惑，或者更糟糕的，那种传统上所称的抑郁，即厌倦。”这是查尔斯·泰勒观察现代社会走到倦怠社会后的总结。
我们都是自己心里的流浪汉。
「 3 」必须在正确文化背景中来做，由此才能产生重要的共同理解。
世俗社会里有一条标准线，出人头地、脱颖而出、拔尖、出类拔萃……这些词汇成为个人成功的标志，它要求每个人都在挣脱卑微。杨绛在《隐身衣》一文中把它形容为蛇阱：“阱里压压挤挤的蛇，一条条都拼命钻出脑袋，探出身子，一条条拱起又压下的蛇身，扭结成团、难分难解的蛇尾，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不断地挣扎斗争。”钻不出头，一辈子埋没在下，钻出头才算是大丈夫得志。在这种追逐里，人们永远没有“抵达此地”的可能。
祛魅的最终结果是，它打破了旧时代的道德秩序，却无力建立属于自己时代的道德秩序。
理性是一辆没有刹车的汽车，它需要反思来驻停。
世俗社会用理性和成功对个体进行“结网”，并把圣人道德一起“绑架”上现代性的马车。圣人道德被替换成普通道德，要求每个人都有崇高的追求，这种道德律令的背后是虚伪。
肉体带来的纯粹痛苦和快乐被压抑，日常生活的满足遭到谴责，对世俗生活的目的和意义被要求“自我化减”，法西斯主义要求：“用纯然内在的方式来为世俗生活重获高级目的。”真正的道德是一个人能在正当范围内给予自己最高的自尊，而不是偷偷掩藏在崇高目的下获取自身利益。
一个好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互利社会，查尔斯·泰勒在书中为现代道德秩序定下三个标准：一、社会要有互利秩序。政治社会要先于政治，因为人不能靠自身发挥道德功能。二、政治社会既提供保障又培充交换和繁荣，否定内在善的等级制。三、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个体并不是为了社会而存在的。
理性的自负让我们警惕：要持续地被理性的不安折磨着。道德的虚伪让我们自省：真正的美德是那些对他人和自己都有用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