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面侵华，先是在华北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紧接着在华东门户上海发动“八一三”战役，企图南北夹击，侵占全中国。而中国军民在奋力抵抗的同时，也作持久战的打算，以空间换时间。不少文教单位和重点企业紧急内迁，以护国之根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地处北方京津地区的大学始而南迁，再则西进，终于落脚于昆明，并组建成西南联合大学，在烽烟四起的抗战岁月，弦歌不绝，成为中华民族韧性战斗的一段佳话。
其实，当年竺可桢任校长的浙江大学内迁办学，其艰苦卓绝和为国育才的艰难辉煌之举，一点都不亚于西南联大。淞沪抗战事起，日军从杭州湾偷袭登陆，杭州、上海、南京等长三角地区的大城市不幸逐一陷落，浙江大学始而避寇到临安山里，继而沿新安江而上，先后在建德、金华办学。后来再兵分两路，大队伍在竺可桢校长的亲率下，跋涉几千公里，最后落脚在贵州湄潭，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浙江大学当时还有一支较小的队伍，以文、理科为主的师生，则深入浙闽之间的深山里，在浙南的龙泉山区，扎下根来。四面的高山就像道道屏障一样，在乱世之中，保护了一方平安，使得在这里上学的浙大学生能安全地完成学业。
在教师的名单中，我发现了几位耳熟能详的大师，如王季思（王起），记得我1980年初上大学时，领到的古代文学教材，其中王起教授就是主要的编写人。再如夏承焘先生，一代词学大家。他们之所以留在浙南，除了学科的原因，我想跟他们都是温州人也有关系。龙泉跟温州隔得很近。还有一位老师，叫任铭善先生，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后来成为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可惜他去世早，但我们上学后，还时常听老师们提起他。他的儿子任平先生继其衣钵，“文革”后毕业于杭大中文系，但他在学校有名，是因为他是杭大学生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在当时就已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书法家。任平先生的妻子也是杭大中文系毕业的才女，现在夫妻两位都在北京。任平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而他的妻子俞虹，在我们媒体界的影响更大，她是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我们都听过她的讲课。
为什么要提起任平先生呢？因为他正是这本《新编风雨龙吟楼诗词集》的主编人之一，另一位主编人张梦新先生，是“文革”后杭大中文系第一届的学生，毕业后留校，成为了我们这一届学生的政治辅导员，是我们接触最多、也是最为熟悉、一直伴随着我们到毕业离校的唯一一位老师。我也正是在得到张梦新老师的这册赠书后，才知道他跟任平差不多，张老师的父亲，也正是浙大中文系南迁龙泉办学期间的学生。张梦新老师和任平先生，对于父辈们抗战坚持读书心存感佩和敬意。两人一起努力，完成了这本诗词集的搜集、编选和释注工作。
编注浙大抗战时期内迁办学期间的诗词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其实，在抗战当时，风雨龙吟楼的诗人们，就已经编印过一版诗词集，系油印本，经战乱和时代沧桑巨变，惜油印本今已不传。张梦新老师和任平先生都知道他们的父辈在艰苦的教学环境和生活条件下弦歌不止的状况，而且熟知“风雨龙吟楼”的典故。风雨龙吟楼者，当年浙大龙泉分校的一排茅屋，教授们的集体宿舍也。这些教授经常“相与徜徉山泽间，弦诵之隙，以诗词相唱和，竹楼数楹，一灯相对，虽在兵尘仓攘之中，而意气不少衰。郑先生摘少陵句名其楼曰风雨龙吟”。
为了编选好这部诗集，张梦新老师和任平先生费力甚巨。他们一访上海当年张梦新老师父亲的同班同学、风雨龙吟楼的诗人之一、华东师大的老教授施亚西先生，又亲赴浙大龙泉分校旧址。旧址已经从浙江省省级文保单位提升为国家级文保单位。龙泉市委市政府对当年浙大龙泉分校的历史也非常珍视，不但重修了一些老建筑，还征集了很多实物和史料。两位编选者还用最原始的办法，批阅当年在浙大龙泉分校任教的老先生们的诗文集，检出并确证是在龙泉分校期间的作品，新编了这本《新编风雨龙吟楼诗词集》。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这些由教授们创作于抗战时期的诗词，“既是浙大西迁在龙泉办学的珍贵史料，也是知识分子爱国救亡心声的反映……而且这些作者都是国内一流的学者名宿，其中佳篇名作叠出，即便从诗词的思想性、艺术性来看，亦堪称中国现代诗词百花园中的奇珍异葩。”
这些张梦新老师的赠与，让我这个后辈也能亲炙这些本校本系前辈们的芳泽！
